与杭州市审计局企业审计处处长戴鹏飞首次接触，“本色”是最强烈的印象。

这位上世纪90年代初从苏北农村从军至杭州后又转业到地方的审计人，乡音浓重，个子不高，体型偏瘦，白衬衣外套了件毛背心，浑身上下透着股朴实劲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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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在听了一个个关于他通过审计手段捕捉“老鼠”的故事，一个曾经的忠诚的武警战士仿佛又重现眼前。岗位变了，但军人本色没变，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的精神没变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大潮中，努力把自己锻造成为一名合格的“经济卫士”，这就是戴鹏飞。

戴鹏飞捉“鼠”，捉的是一切坑害集体和国家利益之人。这些年，经他手捉拿的“老鼠”不下三位数。他善于捉“鼠”，是因为他有一双独到的眼睛，用苏北老家的话说，“这个人眼睛很毒。”而守护国家利益，离不开这样的“毒”眼。

半瓶红酒扯出舌尖上的腐败

在一般人看来，审计就是查账。但事实上，审计绝非简单地查账，而是要以问题为导向，去伪求真，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。如何捕获问题线索，是审计人员的基本功。

2018年8月，杭州市审计局对一家市属集团公司领导人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，在延伸审计该集团下属一家公司时，戴鹏飞和同事都感到公司食堂伙食搞得不好，也听到职工有很多抱怨。

戴鹏飞在部队曾经当过司务长，对食堂管理工作比较熟悉。如果食堂内部管理不严，很容易滋生“老鼠”。他决定带着同事实地调查。

走进食堂库房，戴鹏飞第一眼看到冰箱里放着半瓶喝剩的红酒（冰箱门是透明的），可酒是谁的、什么时候放这里的，陪同他们的两名杂工都表示不知道。“库房里的大米、调味品有出入库登记吗？”两名杂工表示没有。“谁负责采购蔬菜、大米和调味品，谁负责验收？”其中一杂工说：“是办公室的黄大姐负责采购，蔬菜是每个月底统一由我补签验收手续，其他米、食用油、调味品都是下午我们下班后采购，没人验收。”

在审计2015年至2017年食堂采购凭证时，戴鹏飞发现，部分调味品采购明显不合理，如每月采购白糖60斤、冰糖30斤。该公司每日就餐不超过80人，且只有中午一餐。剔除节假日，每月按22天计算，每天消耗4斤糖，这个用量明显偏多。且大米、食用油和调味品多年均在同一家店采购，这中间可能有“老鼠”。他们还了解到，负责采购的黄大姐是一名退休返聘人员。

食堂管理只是个普通的管理岗位，为什么要返聘一个退休职工？为此，戴鹏飞要求看该公司班子相关会议纪要。很快，人力资源部门拿来了返聘黄大姐的会议纪要。其中，一名领导的发言引起了戴鹏飞的注意。他说黄大姐在这个岗位上时间比较长，责任心强，嘴巴紧。管理食堂为什么要嘴巴紧？戴鹏飞敏锐地感到，这个食堂里有文章，而黄大姐是其中的核心人物。

在黄大姐办公室，她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大信封，“你们要的资料都在这里。”戴鹏飞眼疾手快，把抽屉里另外一个大信封抢在手中。“那不是你们要的资料，不能看的。”黄大姐说。“办公场所的资料都是单位资料，如果与审计事项无关我们会还给你，并且会做好保密工作。”戴鹏飞说。信封里是一叠2015年至2016年高档烟酒的出库纪录，其中茅台酒104瓶，中华等香烟70条。根据出库纪录备注显示，领用人是该公司人员，经费由该公司项目施工单位支出。还有部分招待用水果费用清单，经费支出在食堂费用中列支。“这些高档烟酒是你单位使用的吗？”对此，黄大姐称，“东西是他们买的，放在我们仓库，我们替他们保管的。”“那为什么领用人都是你们单位的领导？”戴鹏飞继续追问，黄大姐则闭口不答。后审计组约谈了相关人员，最终查明，为应对中央“八项规定”，该公司将接待餐桌由宾馆饭店搬到单位内部餐厅，烟酒主要用于公务和商务接待。

审计取得初步进展，但戴鹏飞想到，领用单上都是白酒，库房里那半瓶红酒是怎么回事？通过对黄大姐提供的银行卡流水进行审计，又有了新线索，2015年11月报销防暑降温慰问品71572元。11月的杭州已是深秋，怎么还在发防暑降温品。经查，黄大姐经个别领导授意，虚假列支购买干红40箱、西凤酒20箱，以满足舌尖上的腐败。据此，杭州市审计局将相关责任人移送市纪委监察机关进一步调查处理。

省外粮仓原是一场海市蜃楼

作为优秀的审计人，既要“专”也要“博”，即成为专业知识+社会见识的复合型人才。

每年，浙江要从省外进口大量粮食，以满足市场需求。省委省政府从“牢牢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”战略高度出发，出台政策，鼓励浙江粮企到省外建立粮食生产基地，对从省外粮食基地运回省内的大米每吨给予100元的财政补贴。这些钱怎么花出去？使用过程中有没有漏洞？是审计部门关注的重点。

2022年1月，杭州市审计局对全市储备粮管理开展专项审计，初审几家单位，被审计粮企提供的申报财政补贴资料齐全，完全是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准备的。但明面上看不出问题，不等于没有问题。

戴鹏飞决定先与一家粮企负责人聊天。刚开始，气氛轻松。这名负责人说，他的粮食生产基地建在湖北监利，每亩地承包费为600元，人工管理费亦为600元，两笔费用都是用生产下来的粮食折价充抵，余粮运回浙江。戴鹏飞问，除了这两笔支出，还有没有其它支出，负责人信誓旦旦表示没有了。

随着戴鹏飞接二连三抛出问题，这名负责人渐渐招架不住，从吞吞吐吐到哑口无言。戴鹏飞问他，大米从湖北运往浙江的运费有没有算？负责人迟疑了一下说，运费是用米糠抵的。戴鹏飞又问，稻谷从田头到加工厂的运费怎么算？这下把负责人彻底问住了。他不知道，眼前的这位审计人是农民出身，对耕田种地的事门儿清。戴鹏飞扳着指头告诉负责人，种一季水稻至少要施两次肥、除六次虫，这些都是要有投入的。另外还有种子、保水等必不可少的费用支出。如果把这些成本都算进去，这家粮企运回浙江的大米是不可能达到他们申报财政补贴数量的，戴鹏飞由此断定，这家粮企存在伪造资料骗取涉粮财政补贴之嫌。

按常规，戴鹏飞要深入当地调查核实，可当时受疫情影响，出行受限。他创新工作方法，首次运用全国审计机关“一盘棋”工作机制，把土地租赁合同等资料提供给省外粮食基地所在的审计机关，委托他们对粮食基地的真实性进行核实，结果发现，有三家申报涉粮财政补贴的粮食企业根本没有建立自己的粮食基地，运回浙江的大米都是从市场上采购来的。

这几家粮企辩称他们有大米运回浙江，在省外建立粮食基地为的也是有大米运回浙江，结果是一样的，理应得到财政补贴。戴鹏飞驳斥道，在省外建立粮食基地，是保证杭州有稳定粮源，是省市党委政府的重大政策。建立基地自己种粮，与花钱买粮完全是两个不同概念。对在省外建立粮食基地的粮企给予财政上的补贴，旨在发挥政策效应最大化。而三家粮企的骗取行为，使省市党委政府的重大政策落了空。最终，三家粮企14人被司法部门立案，其中8人被判有期徒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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